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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年前“最高机密”刊发记  

2012-02-21 16:17:5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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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-02-21 09:48:5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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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吴松营

 

 

 

20年前“最高机密”刊发记 - 海阔天空 - 海阔天空
 

编者按

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,为了继续推动改革开放,业已退休的邓小平在继1984年第一次南巡之后,二度南下。

 

亲历邓小平九二南巡的吴松营,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。他是深圳市委唯一指定的记录者,负责全程跟踪记录邓小平在深圳的谈话。他在其即将出版的新书《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》中透露,上世纪90年代初,全国范围内关于姓“社”、姓“资”的争论,仍然一浪高于一浪。为此,邓小平这个“退休老人”坐不住了,1991年春天到了上海,开始了并非寻常的“谈话”。

 

“他在上海说,竟又招来北京舆论的批评。看来仅仅私下说说是不行了。他决定南巡,而且要‘巡出个名堂’。”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凌志军在《变化》一书中写道。

 

这次南巡本是一次保密之旅,《深圳特区报》是如何率先摘得头彩的?那篇轰动世界的《东方风来满眼春》又是如何出炉的呢?

 

   1991年下半年,深圳市委就接到从北京传来邓小平将会在明年春天到深圳“休息”的通知。我作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,也被召集参加接待组工作。

1992年元旦过后,深圳市委就接到中办的正式电报通知:“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。请做好接待、安全工作。”同时,还明确各个新闻单位不派记者跟随采访,不公开报道。

1月20日上午9:30,我们的车队到达国贸大厦,邓小平从中巴下来的时候,就有群众看到。有人还惊喜地大叫:“邓小平!邓小平!”

10:45,邓小平讲话结束,一出电梯,大门口的广场上已经自发地聚集着数不清的群众,黑压压的人头攒动。公安警卫人员为了首长安全,用了九牛二虎之力,好不容易才把邓小平送上停在大门口的中巴上。

1月20日中午约12点,我接到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黄新华(他当时又是市委宣传部外宣处处长)的电话,说香港无线电视台打了很多次电话,称他们上午接到很多观众电话报料:邓小平正在深圳视察。香港方面说:“你们深圳方面为什么一点消息也不透露?”黄新华问我该如何回答。

这可把我问住了,拿着话筒停了好一阵子。邓小平到深圳视察的事情,在当时组织上是要求绝对保密的。但是,事实上邓小平上午在国贸大厦、先科公司已经同成千上万的群众见了面。

经过一番思索之后,我果断地对黄新华说:“就回答他们,邓小平是在深圳视察。至于其他情况,暂时还是一句也不能说。”

快到下午1时,我到餐厅吃饭,看到电视里香港无线电视台正在播送“邓小平在深圳视察”的特别新闻。主持人播放黄新华的电话录音:电话里记者问:“邓小平是不是在深圳视察?”黄新华在电话里简明地回答:“是。”电视屏幕上同时出现黄新华的头像资料,接着还播放邓小平的一些历史镜头。然后,就反复地播送这个“特别新闻”。

据说,当天香港人看这条“特别新闻”比看世界杯足球赛还热闹。世界各大通讯社都马上捕捉到“邓小平在深圳”的信息,并当作重大新闻第一时间播发。这实际上就把“邓小平视察深圳经济特区,中国仍然会坚持改革开放”的信息快速而又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。

当然,海外的大量宣传,国外各大通讯社的快速反应和报道,又惊动了北京的情报和新闻管理机关。正常情况下,必定有人要追查透露这个“绝密”消息的根源和责任。

当天晚饭后,黄新华就神色紧张地到迎宾馆找我,说有关部门正在追查透露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消息的问题。

我虽然有一定思想准备,但还是不觉在心里一震:讲真话、实话的风险终于来了。黄新华走后,我的心里很不安宁。因为我明白:这种事情可大可小。大到可能会真的受到“泄露党和国家重要机密”的严厉处分,甚至被判刑。

想了好久,我终于下决心来到厉有为的住处。他是分管舆论宣传的深圳市委副书记,又是邓小平视察期间入住迎宾馆的市委主要领导。

我敲开厉有为的房门,主动向他“坦白交代”:"黄新华是我的下属,是我同意他那样答复香港电视台的电话询问的。有错误的话,完全由我负责任。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批评、处分。”

厉有为有点突然地看着我,认真听我说完以后笑着说:“哎呀,事情已经过去了。社会上对小平同志到深圳特区视察的新闻反应很好嘛,今天下午香港的股票指数大幅攀升哩。你回去干你该干的事情吧。”这次的风险就这样平淡无奇地过去了。

在离开深圳的前一天下午,即1月22日,邓小平召见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(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常委)、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、香港新华社社长周南,以及广东省、深圳市领导人,在更大范围继续吹风,讲改革开放的大局。

 

南巡之后,我就开始考虑如何宣传报道邓小平重要讲话精神。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,吸取1991年上海《解放日报》发表“皇甫平”文章后被打压的经验教训,我们必须借助深圳特区的有利条件,请香港的爱国爱港报刊配合,扩大声势,做到立体报道宣传。同时,报道采用评论文章的形式,不直接发消息,这样,既能够更深入地阐述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精神实质,又避免“破例”违反宣传纪律的问题。

2月18日上午,我让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通知香港《文汇报》驻深圳记者站的林站长找我,我同黄新华处长一起同老林谈话。我说:“《深圳特区报》将要根据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发表系列评论文章。你们的报纸要不要转载?”

林站长当场就高兴地说:“要,要。” 老林回去后,当天就给我们回电话,说他们的张总编听了非常高兴。

我马上电话请《深圳特区报》区汇文社长对香港《文汇报》转载特区报文章的事情给予支持配合。

之后,《深圳特区报》的“猴年新春八评”编辑部文章每定稿一篇,在发排的同时,报社总编室就给香港《文汇报》发传真。而香港《文汇报》则每转载一篇文章都安排在头版重要位置,并且加上大号字按语称:《深圳特区报》的编辑部文章,原汁原味地传递了邓公南方谈话精神。

后来,香港《大公报》也主动找上门,希望能够同《文汇报》一样同步转载。我们当然也给予大力支持配合。日本共同社、英国BBC广播公司、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等媒体还通过各种关系,索要《深圳特区报》“猴年新春评论”的传真稿。

不久,国内的《光明日报》、《经济日报》乃至《人民日报》也都忍不住地动了起来,开始有选择地转载《深圳特区报》猴年新春评论的部分文章。3月3日,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专门叫办公室直接致电深圳特区报社,要求将《深圳特区报》已经发表的6篇“猴年新春评论”传真到北京给他,以便下午开会时用。

 

“猴年新春评论”刊发期间,我心里最着急和想做的是长篇通讯报道,因为它真实、生动、直接,影响力大。我首先找《深圳特区报》社长区汇文商量,确定长篇通讯继续由陈锡添来完成,因为他科班出身,文笔好,又同我一起做记录,熟悉情况。

接下来,我最担心的是长篇通讯的报道尺度的问题。新闻素材很丰富,但是邓小平在深圳的重要谈话中哪些上通讯、上到什么程度?再就是什么时机发表?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

正在思虑之际,内部消息说中央转发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要点的中央(1992)2号文件已经出来。经过多方努力争取,3月22日,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干部专门从北京回来,带了一份中央2号文件的复印件。我将文件交给《深圳特区报》社长区汇文,告诉他:就按此文件精神把握好长篇通讯的尺度,同时文件要绝对保密,不能传第二个人。

后来,我经常想,如果当时没有那份不太符合组织手续得到的文件作“尺度”,《深圳特区报》的长篇通讯很可能上了不该上的东西,又漏了应该上的东西,那么,后来的命运和结果就大不一样了。

3月22日,《南方日报》先发了南巡的通讯。虽然,社会上好像对《南方日报》的文章还没引起太大关注,但在我们看来,省委机关报实际上已经带头“破例”。我们的长篇通讯必须抓紧,否则将落后于形势。我让陈锡添抓紧把稿子写出来。

3月25日上午,区汇文给我打电话,说陈锡添的长篇通讯稿子出来了。他反复地问:最后谁来审稿、定稿?

我告诉他:“陈锡添是同我一起做记录的,新闻事实肯定没有问题。‘尺度’文件在你们那边,把握政治理论分寸的‘尺子’也在你手中,我看稿子也还不是跟你看一样?要不,你们直接请示杨部长(指市委宣传部长杨广慧)。他是市委领导。”

杨广慧对区汇文和陈锡添说:“发吧。稿子我就不看了,你们社里把关。但一定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写成人,不要写成‘神’。”

当天吃完晚饭之后,区汇文社长打电话到我家,说:“文章上版了。头版发不完,还要转版。题目叫《东方风来满眼春》,吴部长你是不是还看一下清样?”

我说:“办报你们是内行,我就不看了。杨部长那里也不用再送了。叫你们发,就发吧。”

到了晚上9点多钟,区汇文又给我家打电话,说:“老吴呀,我们考虑再三,长篇通讯的作者你是不是也署名?”

我问:“挂什么名呀?”

区说:“挂特约记者。文章的素材主要是来自记录稿。记录稿主要是你完成的。你在文章上挂个名比较合理。”

我觉得老区处事很慎重,考虑很周到,但也听得出,他主要还是担心文章发表以后的责任问题。我说:“记录稿虽然是我和陈锡添一起整理,但文章是陈锡添一个人完成的,我挂名就没有必要了。”

讲完,我又笑着说:“老区,恐怕你们还是担心将来的责任问题吧。文章发出去如果真的有问题,我是会负责任的。因为从哪个角度我都逃避不了责任。再说,现在党内党外都开明多了,像过去张志新那样被抓去坐牢、甚至杀头,是不会的。最多是‘双开’。要真的被‘双开’,那就回家种红薯嘛。”

老区在电话里也笑了起来,说:“好吧。那我们就自己定了。”

第二天即3月26日,《深圳特区报》以最显要的版面和最突出的手法发表了长篇通讯《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》,在广大读者中引起轰动。20年后的今天,这篇文章仍然被广泛传诵。

(作者曾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《深圳特区报》总编辑。本文摘自其新书《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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